传国玉玺在历代争夺中消失之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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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国玉玺在历代争夺中消失之谜

珠宝文化　　加入时间：2010-5-10 16:10:30　　□ 露痕

玉玺留在了建康，随着东晋、南宋、南齐、南梁世代相传。但没想到，到了南梁，建康发生了侯景之乱，侯景在寿阳起兵叛梁，最后攻占首都，得到玉玺。但侯景很快被杀，他任命的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趁乱拿着玉玺潜逃到了广陵，却被一个叫郭元建的人抢走了玉玺。郭将玉玺献给了北齐的行台辛术，辛术再转献给北齐朝廷，传国玉玺遂为割据黄河中下游的高氏所有。后来南陈取代了南梁，但是没有传国玉玺，怎么办？就自己刻一个玉玺。于是玉玺越刻越多，每个割据政权的都宣称玉玺在自己手中，自己才是真命天子。建德六年，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，传国玉玺进入北周。四年后，外戚杨坚废北周建隋朝，传国玉玺成为隋朝国宝，隋朝将传国玉玺改称为“受命玺”，意为隋命天授。公元589年，陈朝灭亡，隋朝统一全国。
　　隋唐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，传国玉玺牢固地掌握在皇室手中，被封为国家至宝。唐末朱温篡位，历史进入了纷扰的五代十国时期，玉玺再次遭遇乱世，厄运迭起。朱温建立的后梁掌握玉玺没几年就被后唐取代。公元937年，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带契丹军攻至洛阳，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自焚，玉玺从此下落不明。
　　后周太祖郭威登基时，遍寻传国玉玺不着，便刻了“皇帝神宝”等两方印玺聊作安慰，这两方印玺一直到北宋都是皇权的象征。宋朝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传国玉玺，宋哲宗绍圣三年(公元1096年)，咸阳有个人叫段义，称自己在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“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”、“背螭钮五盘”的玉印就是失踪多时的传国玉玺，献给朝廷。朝廷很重视，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官员认真考证，认定这是“真秦制传国玺”。《宋史》专门记载道：绍圣末，朝廷得玉玺，下礼官诸儒议，言人人殊。李公麟曰：“秦玺用蓝田玉，今玉色正青，以龙蚓鸟鱼为文，著‘帝王受命之符’，玉质坚甚，非昆吾刀、蟾肪不可治，琱法中绝，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。”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及讲议官十三员奏：按所献玉玺，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；其背螭钮五盘，钮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；又得玉螭首一，白如膏，亦温润；其背亦螭钮五盘，钮间亦有贯组小窍，其面无文，与玺大小相合；篆文工作，皆非近世所为。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，玺之文曰“皇83帝寿昌”者，晋玺也；曰“受命于天”者，后魏玺也；“有德者昌”，唐玺也；“惟德允昌”，石晋玺也；而“既寿永昌”者，秦玺可知。今得玺于咸阳，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。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书鸟迹之法，于今所传古书，莫可比拟，非汉以后所作明矣。
　　可惜的是，宋史的几处记载都令人生疑。宋史既然一一列举了“玉玺”身上的刻字，但没有提及“大魏受汉传国玺”和“天命石氏”等刻字，李公麟与蔡京等人的考证方法臆想成分大于严肃的考证。后人更愿意将这个“重见天日”的玉玺看做是想当然的玉玺，认为是蔡京等欺骗皇帝的把戏。事实上，在宋朝有许多发现传国玉玺的消息，但都是道听途说、捕风捉影。宋徽宗是个昏君，好风雅篆刻，曾经刻了皇帝印玺十方，有人认为这是宋徽宗在没有真正传国玉玺的情况下多刻玉玺，淡化真正传国玉玺的地位。
　　元成宗铁穆耳时，天下又发生了一次“发现玉玺”的闹剧。公元1293年，元世祖忽必烈病死，由皇太孙铁穆耳回朝即位。当时，铁穆耳以皇太孙的身份和丞相伯颜镇守上都。回大都的路上，右丞相张九思献上“传国玉玺”一枚，说是秦朝相传的国玺，在宋元交界的乱世为元朝大将军木华黎所得，现在木华黎的后裔因家境衰落而卖出。铁穆耳郑重将玉玺收下后即位。但这个玉玺没有被其他人看过，更没有经过任何考证，可信性可想而知。
　　到了明朝，明太祖朱元璋也打过玉玺的主意。他派遣徐达深入漠北，穷追猛打远遁蒙古的元朝残余力量，一大目的就是寻找传国玉玺，最终还是无功而返。明孝宗时，又有人进献“传国玉玺”，但明孝宗很肯定地宣布自己看到的“玉玺”是赝品而未采用。在明末改朝换代时，多尔衮率八旗部队出征蒙古察哈尔部，据说意外地从察哈尔部林丹汗的遗孀苏泰太后那里得到传国玉玺。多尔衮凯旋回师将玉玺交予皇太极。皇太极于得到玉玺的第二年改国号金为大清，建立清王朝。乾隆皇帝好考据，曾对大臣高斌献上来的玉玺进行仔细考证后，钦定其为赝品。他说：“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，贮之别殿，视为玩好旧器而已。”遂将这个假货当作工艺品放在宫殿中储存起来，聊作玩物。
　　明清两代，不时出现“发现传国玉玺”的传闻。但拿出来的玉玺都是仿造的赝品。这一时期的人对传国玉玺的态度大为改变，不像之前那样看重了。据《明史·舆服志·皇帝宝玺》载，礼部尚书傅瀚谈及地方送来的各种所谓“传国玉玺”时评论道：“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，汉以后传用之。自是巧争力取，谓得此乃足已受命，而不知受命以德，不以玺也。故求之不得，则伪造以欺人；得之则君臣色喜，以夸示于天下，是皆贻笑千载。”他认为，正是人们对传国玉玺的过分看重才导致了仿冒盛行。乾隆御制的《国朝传宝记》也说：“会典所不载者，复有‘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’一玺，不知何时附藏殿内，反置之正中。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，而篆文拙俗，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。若论宝，无非秦玺，既真秦玺，亦何足贵！乾隆三年，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，古泽可爱，又与《辍耕录》载蔡仲平本颇合。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，贮之别殿，视为玩好旧器而已。夫秦玺煨烬，古人论之详矣。即使尚存，政、斯之物，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？于义未当。”看来，就是做皇帝的人，对玉玺的真伪也看得很开了。
　　1924年11月，冯玉祥等人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紫禁城时，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曾在宫中追索镶金的传国玉玺，没有找到。至此，人们相信，真正的传国玉玺早已经被漫漫的历史黄沙所湮没了。
　　但也有人认为，传国玉玺是材质奇特的和氏璧所制，应当流传万年不坏。说不定它正静静地躲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，等待有心人去考证发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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