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，传说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一方以和氏璧为材质，以鸟虫篆书体刻有如上字迹的玉玺在为群权至极的凭信。2000多年来，这枚小小的玉玺背后是无数的血雨腥风，它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关于传国玺的故事从未穷尽。而这些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传说使传国玺成为中国历史上重大迷案。然而故宫博物院专家认为，传国玺从汉献帝时就已消失，它的流传不过是人们追求皇权的一种寄托。
初冬的北京寒气袭人，但故宫周边仍然游人如织。在东华门内僻静的四合院中，研究帝后宝玺近20年的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郭福祥接受了记者采访。为我们揭开传国玺神秘的面纱。
传国玺为何与和氏璧联系在一起
郭福祥告诉记者，传国玺一名最早出现于《汉书》，当时称之为“汉传国玺”。但《汉书》中传达给人们的有关传国玺的信息却少之又少，只是提到“秦王子婴降于轵道，奉上始皇玺。及高祖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因御服其玺，世世传受，号曰汉传国玺”。对于传国玺有几方？什么材质？内容是什么？保种书体？钮制如何等具体情况都未作交代。于是后世有关传国玺的推测想象便纷纭而出，但在有关传国玺的故事中，和氏璧使它变得更加神奇。公元前689年，有个叫卞和的老人在荆山脚下发现和氏璧，并上演了“价值连城”和“完璧归赵”的典故。秦王赢政在公元前222年灭掉赵国，获取和氏璧。翌年，他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，并用和氏璧制成御玺。
在郭福祥看来，传国玺是用和氏璧制造的说法源于汉代崔浩。唐代张守节在《史记正义》中首次提到“崔浩云：‘李斯磨和氏璧作之，汉诸帝世传服之，谓传国玺’”。郭福祥指出，此说的问题是玉璧是指中间有孔的玉石，所以玉璧一般都不是太厚，要用其制成印玺，即使是方寸大小，恐怕也比较困难。而且张守节是唐代的人，他在书中引用的又是汉代的崔浩话，而崔浩说的又是离自己200多年前的秦代的事，这之间难免会有错误和遗漏。
在秦代，金属冶炼技术已经十分成熟，再加上玉石雕刻容易破碎，所以大部分印章为青铜铸造，但秦始皇的印玺则以玉为原料。《独断》记载：“秦以来，天子独以印称玺，又独以玉，群臣莫敢用。”但即使是以玉为材质，秦始皇也有另一种选择，那就是蓝田玉。西汉刘向所撰《世本》关于传国玉玺的记载说：“鲁昭公始作玺，秦兼六国称皇帝，始取蓝田之玉制玺”。由于蓝田玉在秦代已经有名，而且产地距离秦的都城咸阳很近，因此，秦始皇、李斯、玉工孙寿都没有理由舍近求远。至于后世要将和氏璧与传国玺联系在一起，主要是为了给传国玺披上神奇的色彩。
传国玺的印文为何弃统一的小篆不用而用虫鸟篆？
在采访中郭福祥指出，不但传国玺的质地有争议，关于传国玺的印文究竟是什么，早期的文献同样语焉不详。汉代史家虽一再提及传国玺，但却没有一人说到玺文的内容。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引用《吴书》中的记载“玺方四寸，上句，交五龙，文曰‘受命于天既寿永昌’”。。但也没有交待依据何在，以致后来又有“昊天之命皇帝寿昌”、“受天之命皇帝寿昌”等说。
关于玺文所用字体，多数文献说是虫鸟体。所谓虫鸟体，即大篆的变形，很花哨，形似虫鸟。众所周知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即统一了文字、度量衡和币制，在统一文字方面，他命李斯创小篆，至此秦国统一用小篆。因此，秦始皇是否在国玺上彩用虫鸟篆是值得商榷的，按照正常的统治者思维，在皇权标志的国玺上，他不会弃统一的文字小篆而用虫鸟篆的。
另外，史书记载传国玺的钮制为五蛟龙，其实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，现今出土的秦汉印章钮制均罕见蛟龙。在故宫博物院中，秦始皇另有六方常用的印章，曰：皇帝行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信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之玺、天子信玺，俗称乘舆六玺。每玺钤用的范围均有规定，譬如赏赐诸侯王时用“皇帝行玺”。发兵、召大臣时用“皇帝信玺”；向外国发送文书时用“天子行玺”。这些印章都是白玉质地，螭虎钮。按照汉制皇帝、皇后、太后等所用印宝钮制为螭虎钮，然后丞相、列侯以下为龟钮、穿鼻、环钮等等。只有到了隋唐以后，才渐渐地采用龙形钮。
谁推动了传国玺神话的流传
郭福祥告诉记者，上述种种疑团，困扰着人们，也使传国玺由一枚普通的印章变成皇权神授的象征。汉以后的历朝统治者都称自己有传国玺，并且都对外宣称是秦始皇的原印，并为它的来历编造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。
宋代咸阳一名叫段义的农民在村里盖房子，挖地时发现了一枚古玉印，第二年他把这枚印献给了宋哲宗。宋哲宗认为这是难得的祥瑞，于是在大庆殿举行了隆重的接受仪式，成为宋代的盛典。
辽国灭了后晋得到了一枚传国玺，辽圣宗特意做了一首《传国玺》诗：“一时制美宝，千载助兴王。子孙皆慎守，世业当永昌。”。更加有趣的是，辽兴宗在六月的殿试时，所出的考题竟是“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”。以传国玺命题，可见辽代皇帝对所传国玺的重视程度。
郭福祥指出，事实上，这些朝代得到的传国玺都有不是真正的秦玺。因为，传国玺在董卓进京时已被汉献帝遗失，当时，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，强令曹皇后交出传国玺，但由于拿不出，只好重新刻了一枚应付了事。但后世朝代之所以没有一人对传国玺的真假提出怀疑，还是为了皇权的稳固，对于象征皇帝身份的传国玺，只有宁可信其真，不可信其假。
郭福祥认为，传国玺不是凭空捏造的，起码在汉献帝以前是存在的。那时秦始皇在六玺之外确实刻过一枚玺，但那只不过是普通的吉语玺，随身佩戴以趋吉避邪，不具有权力象征的意义。此玺被汉高祖得到后，之所以受到历代皇帝的推崇，被尊为传国玺，与汉代符命、谶纬学说的发展有密切关系。后来所谓传国玺的故事，不过是为了给传国玺披上神秘的外衣，以证明皇权神授的思想。
清代紫砂陶赝品被放入普通库房，传国玺神秘光环日渐褪色
郭福祥指出，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皇帝都相信传国玺的神话。明清两代虽也有进献传国玺的事情，但这个时期上至皇帝本人，下至臣子百姓都对其真实性提出一挑战。对于传国玺，清代统治者认为“君人者，在德不在宝，宝虽重，一器耳”。
清代皇帝曾获得两枚传国玺，其中一枚在乾隆以前曾放在交泰殿正中，与御玺放在一起。乾隆仔细鉴定后将这枚传国玺从交泰殿中剔除了。另一枚传国玺是乾隆三年，疏通宝应河时，民工在河底挖到的。当时主管河道疏通是大臣高斌在送给乾隆帝的奏折上，极力夸大传国玺复出的意义。但乾隆帝心里却十分清楚，他认为这只不过是“好事者仿刻所为”，于是将其贮之别殿。乾隆还说出了自己对传国玺的看法“即使尚存，政、斯之物，何得与本朝传玺同贮？亦未当”。
郭福祥告诉记者，这枚传国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。过去一直认为是玉质，但经过郭福祥仔细鉴定后发现这枚玺内外材质不一样。内部为紫纱陶，外涂花色釉烧制而成，玺文是上釉前刻好的，由于色泽黝黑，很少有人发现其材质上的破绽。
传国玺作为中国历史上众多迷案之一，已经困扰了人们2000多年，作为皇权神授的象征符号，这枚小小的印章北后，隐含着人们对权力的追求。转自《北京青年报》 |
